冯至诗作中的基督教因素
冯至诗作中的基督教因素
叶维廉曾认为,冯至在“掌握了里尔克‘凝注的艺术’同时,拒绝了西方式的形而上的焦虑,而落实在道家式的‘即物即真’和‘物物庄严’”。32)这种判断说明了部分事实,但还应当看到里尔克只是冯至从“人/神”紧张走向“人/物沟通”的一个中介,里尔克那里的人、物、神三元结构,在《十四行集》里是较少发现的,人与自然的化合模式倒相当多见,基督教对话关系中,经由“物”的转移,被引入了中国传统的物我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话”——“整合”转移的一个方面它同时也显现在人与社会历史这另一个他者的关系上。上文已过,人际关系是冯至关注的一个问题,而形式上的“化合”“同一”模式更是有效地表达着他的这种关注:
一个寂寞是一座岛,/一座座都结成朋友。/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小上的桥,//当你向我笑一笑,/便是对面岛上/忽然开了一扇窗。
——威尼斯33)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象征,对话的距离被取消了。除此之外,与他者的关系还有一种投射,即在一批历史上的“圣者”身上找到自我的价值取向。自我与超验存在间的垂直领受、对话,铺展成对平行时间中历史人物的崇敬,几首献给歌德、鲁迅、杜甫、凡高的诗作就是代表。34)
无论是与自然的化合,还是对社会沟通、历史创造的趋同,都显示了由“对话关系”向“整合关系”的转变,而整合不是在超越的生命终极那里实现的,而是在与自然、历史的汇合中。这背后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的塑造,冯至是这样描述诗的形式追求的:“怎样创造新的形式,培养深切的情感,个人融在大众而不沦为盲群,这是在这失却自然,甚至爱情和宗教都在起着变化的时代里新诗人所应有的努力”。35)“十四行”中由“整合”的形式转换其实也和社会的集体性话语有着内在的联系。按照一种常见的观点,冯至二十七首十四行诗表明:他在日趋强大的压力下依然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并能从个人的坚定信念对抗集体主义的神话,在精神事质上,冯至唱出的,完全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是个人独具的内心感受;是对生与死、短暂与无限的焦虑与思考,是对生存价值与精神再生的关注与追索,是语言对不说事物的把握,以及更广大的,个人存在与自然,与宇宙生命的应和。36)但值得讨论的是,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冯至十四行诗中内在的,虽然在题材上冯至选择的是个人的内心玄思,但在同一化模式所表达的与自然、历史的“整合”倾向,还是符合着时代的总体话语模式的。简单地说,这种总体性的话语模式要求是的“我们”对“我”的取代,是集体经验对个人的包容,是共同的一致性对差异、分离的超越,冯至的特殊“整合”形式,可以说从话语模式的角度,参与了历史的宏大合唱。
我们可以大致做出下面的总结,在冯至的址四行诗里,对基督教对话体——“人”与“神”的超验对话模式——暗中借用,为其早期作品中的现代性紧张、动荡的追问,找到了一个化解的方式。但这种“模式”有一种向自然、历史转化的取向,“人”与“神”的对话变为“人”与“物”的对话,对“整体”的追求、渴望瞬间的把握,引发出“化为自然”与历史崇敬的双重整合。在西方文学里面的人和超越存在的纠葛模式,在冯至那里变成人和自然的对话和里尔克的对“物”的把握,变成“有我之境”的自然和个体的关系模式。虽然比传统文学“个体”存在显得突出,但传统诗人的命运总是在冯至身上回荡着。
如果像冯至所说的,尼采“用圣经体写成一部反圣经的《查拉图斯特拉》”,冯至就用基督教的对话模式,表达了一种在与自然、历史的对话中的自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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