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诗作中的基督教因素

 

2、“我”与“物”或“他者”的“对话”

 

但是，上在一段话也包含了冯至一某种否认，即“说是神也好，说不是神也好”，他将对话的他者说成是“一个生命”，这暗示着超验性的“神”在冯至这里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十四行集》中更多出现的是人与神对话模式的投射，投射在人与物的关联中，这形成了一种潜在的转化。冯至早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艺术特点：现在，冯至则自觉地把自己对日常生活和日常事物的兴趣作为自己艺术表现和艺术创造的起点。他自己曾描述当时写作十四行的心态：

 

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21）

 

从这个角度看，《十四行集》中二十七首诗全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咏物诗，冯至的与他者的“对话”包括：动物（驮马、初生的小狗）、植物（尤加利树、鼠曲草）、历史人物和艺术家（一个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画家凡高）、城市印象（威尼斯）、旅途感受（一个亲密的夜）、形象而安宁的场面（景）（原野的器声、郊外）等等，所处理提物与人之间多种多样的关联。这种定作倾向当然受到里尔克的影响，里尔克在《图象集》和《新诗集》中写动物、植物、艺术品，神话和圣经中的神和人，人世的沧桑变幻。咏物诗形式描绘典型形象、历史人物、传奇人物和圣经人物，对人类命运作要言不烦的总结。“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联与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接榫之处。22）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与他者“对话”的转化也使冯至的独特之处显示出来。对于基督教文学而言，人与神的对话、聆听关系是绝对的、充满张力色彩的，形而上的垂直深度是其特征。里尔克对个人孤独、恐惧、无庇护等现代体验及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关注，都与他对基督教义的某种反动密切相关，有学者就称：

 

里尔克是当代宗教危机的里程碑。他成为里程碑，并不是因为他把优美动听而不受约束的、充满宗教的诗句献给读者，……而是因为他作品的内容和含义在抨击传统的、宗教的观念的世界的同时，也说明了它正处于改革危机之中，旨在探明此危机是否合理。23）

 

这说明，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本文第一章中谈到的现代语境下基督教与文学的崭新关联方式。具体而言，他提出的“诗的经验”与“凝视的艺术”等说法，都摆脱了西方的形而焦虑，转而在历史、事物及经验中把握永恒的存在。用冯至自己的话来说： “一件件的事物在他的周围，都像刚刚从上帝手里作用；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24）但是，神性的光辉在他那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事物的背后隐藏着，我、物、神这三元的在场，与凝视、经验、普遍性三种因素的共存，决定了里尔克诗中微妙的张力关系（《杜伊诺哀歌》中“天使”的仲介性形象也暗含了这种张力），使他在处理现代历史困境的同时，还能保持一种超验的深度。

 

冯至对“人”与“物”对话关系的使用，无疑是以里尔克为仲介的，这种结构似乎也朝向超越性存在的发现，如这样的诗句：“我们身边有多少事物/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朱自清在四十年代也盛赞冯至是“从敏锐的感受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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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出精深哲理的诗人”。25）但是，这种“哲理”似乎更多地具有社会性的道德内涵。比如《鼠曲草》中的诗句：

 

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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