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诗作中的基督教因素

　　《死室回忆》作者的相片发呆。

　　——《北游·追悼会（十二）》10）

 

显然，在冯至当时的人生考问和存在的质询中也回荡着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声音，，这在上面的诗作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上帝早已失去了他的庄严”这一句，显然也与尼采的“上帝死了”同调。如是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发达使现代人处于普遍的生存危机中，那么上帝的死亡亦即传统价值信仰的崩溃，则使现代人陷于普遍的精神危机之中。有学者称：《北游》表明冯至在二十年代对这一新的精神动向已有所敏感和自觉。而这应该说是哈尔滨之行的实际体验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思想影响的结果。11）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在具体的诗作中是直接从上述意象的借用来体现的，“礼拜堂”可以看作是上帝离开后留下的废墟，诗人的描绘旨在进行对废墟周围的现代文明的批判。

 

无论是词语的借用，还是意象的设置，基督教因素在早期冯至诗歌中看似偶然的出现，其实与诗人此一时期的欣赏有一定的关系。冯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欣赏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里尔克都是存在主义的先驱，留德的第一年，他还计划研究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克尔凯戈尔，把他们看作是“欧洲在十九世纪的三个伟大的人”，认为他们“能使人敬仰、使人反省，并且在近代的哲学与宗教发生极大的影响”。12）这说明，冯至由这些思想家而接近宗教文化，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此一时期作品中，基督教的意象、辞汇的出现就是发生在这种“自觉的追求”的前提下的。

 

然而，从文学创造性的角度看，在早期冯至的诗中，他对基督教语言、意象，乃至对话方式的借用，无论是表达现代文明的批判，还是浪漫情绪的传达，还是个体生命的现代性思索，都有模仿和程式化的痕迹，其实都在形成一种人/神，自我/他者之间的紧张动荡关系，更具体地说，“上帝”或“礼拜堂”所代表的绝对存在是现代自我之际上的无法把捉的“他者”，它的出场只为着表达文明的腐败和内心焦灼的不可化解。这种垂直的、冲突的人/神关系，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是十分常见的，冯至似乎在诗中简单地挪用了这一模式，他独特的个人使用还未出现。他对这种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应该是他辍笔多年后，在四十年代写出的《十四行集》。

 

 

二、对话体的转化：《十四行集》的分析

 

如上文所分析的，冯至早年的诗作中已经渗透进了基督教的形式因素，在诗歌文本中这些意象和辞汇代表的都是一种外在于诗人自我和现代文明之上的起越性存在，在功能上都是形成一种绝对视角，以形成对文明的批判或表达诗人某种剧烈的现代性冲突。换言之，“上帝”、“礼拜堂”与自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动荡不宁充满紧张的疏离感，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化解，生命的沉重性和现代性焦虑中还没捕捉到适当的表现和思考形式。

 

三十年代，冯至留学德国，在那里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薰染，并且更深入地进入了他激赏的诗人里尔克的诗歌世界，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追索更为深刻地内化在他的思想体验里。而且，《北游》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很少写诗，几乎从诗坛上消失，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与他内在生命的迫切需要相关的一种严肃的态度。这种“严肃”不仅要求他从此严格排除一切在诗人们那里常见的自伤自怜和自爱自炫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要求他把写诗，与一个人对生存意义的追索，与人格磨练和真实生存与信仰的最终建立，必然地联系起来。13）1940年，他与出了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十四行集》，这部作品正是他多年在沉潜中思考体验的结晶，而在其中某种宗教的对话模式被他用来探讨生命价值和意义，并且得到了重新的塑造。

 

1、“我”与“神”或“生命”和“对话”

 

《十四行集》第一首名为《我们准备着》，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整部《十四行集》设写了基本的构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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