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正被王彬彬先生的许多精彩文章深深吸引着，如有关瞿秋白《多余的话》、韦君宜的《露沙的路》，有关李杭育、余华、残雪、张炜等文章，的确把我带进了一个个新鲜的世界；突然读到一篇名为《周作人是个特殊的汉奸吗？》。出于对长久以来对周作人的特别的关注，我突然也很想说几句。

 

周作人为汉奸一事，似乎已是定论，虽然也有人甚至找出《毛泽东全集》的某卷某个注释为证，认为共产党似乎并不想将其一棍打死。但是我却始终认为在目前状况下——很多资料多还没能被见的情况下——任何谈论周作人是否汉奸都只能是写作者自己就可见的稀少的资料作出的主观想象。但是既然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却没能忍住想说几句。先说说我对王先生文中两个说法的一点看法。

 

说法之一：周作人在汪伪政府任伪职时的言行并“不特殊”，所以周作人也不会是一个特殊的汉奸。的确，王先生的论据可谓条条在理，看得出周作人与一些汪伪政权中人的言行是没有多少区别。但是我认为仅从周作人的言行“不特殊”就推出他是不是“汉奸”（加引号是因为我无法确认是还是不是，下文同），或者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汉奸”，是不具说服力的。理由是言行可分两种：一种言行有违本心，一种言行源于本心。那么同样的言行我们怎能知道它们与本心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呢？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以周作人的言行特不特殊来推断他的本心特不特殊，不知本心特不特殊，那么是不是“特殊的汉奸”也就难以判定了。然而，事实上，对言行与本心的关系判定何其难也，即使是面对你身边的人，你都很难准确判定，更何况是对一个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人。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史料的发掘了，可是谁又能判定史料的准确性呢？看来这个问题是无解了。周作人是不是汉奸，或者是不是特殊的汉奸，后人无法说清，但是他出任伪职却是一个事实，对于造成这个事实的背后的原因，我们倒不妨作一点推测（我的推测将在下文给出）。

 

说法之二：周作人虽一向标榜“不辨解”，但他辩解得并不少，简直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可是，或许王先生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周作人除了在受审时的竭力辩解之外，他的确是不曾再有什么辩解了。那么，受审时自辩，难道不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吗？尤其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无罪时，更是会力争证明自己清白的。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应该的表现。不论是从人性还是理性来谈，都是无可厚非的。周作人何须立贞洁牌坊？他的文学史地位，文学地位，思想史地位已经足够高足够辉煌了。或许王先生是太不喜欢周作人了，所以会有那样的偏激说法。

 

上文说过，不论怎样，周作人出任伪职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此中缘由，前人已经从许多角度提出过各自的看法，各人的说法似乎都有理又似乎都只是对自己内心预设答案的反推，因此我不想评说什么。我也仅仅是作出我自己的推测。

 

我认为周作人出任伪职可能受以下因素影响：他身处北平；汤尔和、汪精卫的影响（或说是对这二人的信任，我们不能评说这种信任的对和错，因为在当事者信任就是一种事实）；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正是他身处北平，使得他有机会被拉下水（当然，也不一定是被拉），但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是他不南下的原因之一，而对蒋政府的失望又促使他倒向汤和汪。因此这三个原因又是互相交错的。具体来讲：

 

首先，周作人身处北平。周作人不南下，原因是复杂的，但并不难推测（当然，也仅是推测而已）。我想根本原因是周作人对日本人的过于天真的估计。他从自己对日本人的了解和情谊出发，认为后者是不会为难自己的。周作人从不掩饰自己对日本文学的赞赏，对民间日本人的优雅、素朴的生活方式和浓浓的美感与生命感的欣赏，他还和许多日本文学界人士保持很好的交往，他的妻子也是日本人。这一切都使得他认为自己可以平稳地呆在苦雨斋里喝茶、看书。如果你要谴责他面对国家危亡，却只考虑自己，当然是可以的。这种谴责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从个体角度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只要他不伤害到他人（正是对他之后的选择后果有疑问，后人才会这么长久地关注他的“汉奸”问题），旁人似乎也很难有权利说三道四的。除了对日本人的过于天真的估计之外，不南下的原因可能还有周作人是一个很贵族气的人，虽然他也似乎——这里的“似乎”是表示否定，这一点我曾有过专门论述——曾经那样推崇过平民精神。周作人需要贵族式的悠然，对吃穿住行也一直都有较高要求，南下的漂泊与逃命式的慌乱是他不愿意面对的，而北平的凝重、雍容等城市性格又正好和他本人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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