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节选）

一　王维的家世

入谷仙介从王维家谱中，看出王维的父祖辈官位都不高，据此而得知王维是成长在「小官僚出身的士族家庭」之中的。虽说古人认为王维「富贵山林，两得其趣」（《岁寒堂诗话》），然而王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个天生的富贵公子，他是成长于一个有潜力、但当时不算显赫的阶级之中。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的性格。

而王维的籍贯，《旧唐书》写道：「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说王维是太原祁人，父亲名叫王处廉，退休时官做到汾州司马（汾州副州长），全家搬到蒲州，因此他们家后来算是河东人。这一段叙述看似平凡无奇，然而入谷仙介认为「蒲州因位于潼关之外而被视为天子膝下，又是连接长安、洛阳两都的中介，受这些都会的风气影响，又作为唐朝的发祥地和北方的边防重镇，连经首都长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在当时相当繁荣。」 因此，王维家族从祁县搬往蒲州，表示他们是个「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官方文化的家族」 。以现代台湾的角度想，就好比原来住在中南部的王家，因为家长王处廉工作调到台北，遂全家搬到台北去，以便未来更有发展。

王维的家谱主要是靠着王维那身为宰相的弟弟王缙，才得以保存下来。唐代对宰相的家谱总会尽量保留，然宰相王缙，他的家谱却只从他的高祖父──赵州司马王儒贤开始记起。王维、王缙兄弟的父祖们：从高祖父王儒贤、曾祖父王知节、祖父王冑、父亲王处廉，有三代官只做到司马，司马只是「从五品下」到「正六品下」的官，不算高官。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入谷仙介解释道：「王儒贤和他的后嗣四人中，有三人官只做到州司马，也是因为受家族地位所限，面对一道难以攻破的门第之墙，而从山区的祁县举家迁移到稍靠近首都的繁华地蒲州，应该是出于靠拢中央集权的愿望」 。

家族地位、门第，这在唐朝初年尚是一个残存的社会问题。初唐时，真正的大家族，威望能盖过皇室。拥有胡人血统的皇室李家，为了在大家族面前抬得起头来，将自己的血统向上攀缘到老子李耳。至于为什么是老子，或许跟六朝以来玄学盛行的风气有关。玄学中，《易经》、《老子》、《庄子》（俗称三玄）是士人间最崇尚的经典。读书人往往以能够谈三玄，当作优雅高贵的象征。而李家自称是三玄中老子的后代，证明自己拥有高贵的血统，并非一时暴起的政治暴发户，在名门望族面前或许能扳回一点颜面。这种托付名人之后的习惯在中国很常见，不一定要经过多么详细的考证，不一定要一代一代推出来，它有时是一种信念的宣称，目的在确立自身在当代的地位。

在这样的风气中，入谷仙介认为，王维的家庭中，母亲一方应该具有较权威的发言权。王维的母亲姓崔，被封为博陵县君（县君是朝廷给官员妻子或母亲的封号）；如果她的家族就是博陵崔氏的话，那么她是当时的大贵族之一，在家里的地位应该很高，能对家里的大事拿主意。王维十七岁时，写下有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其诗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差茱萸少一人。

这意味着王维十七岁时已经离开故乡，在长安谋求发展了。王维在这么年轻时便离乡背景，无依无靠的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兄弟的地方，入谷仙介认为这可能是崔家德高望重的人下的决定。「即便这位博陵县君属于崔氏中不起眼的末流，也能够为重振门庭而向中央政权送出自己的孩子。于是，还是红颜少年的王维，怀抱着对前途的巨大希望和忐忑不安，带着以母亲为首的周围亲人的期待，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向都会出发了。」

二　少年王维

据入谷川介分析，王维享年应当是六十三岁，而非《新唐书》所载的六十一岁。 王维十九岁时，在京兆府试中得了解元，亦即京兆府举人考试中的第一名。京兆府考区，在当时是聚集了唐朝最强的考生。京兆府录取的十名的举人，往往会全数考上进士，再不济也会有七八个考上进士。 因此，十九岁就能在京兆府考区考取第一名，可见王维确是早慧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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