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礼赞》的历史性和典范性

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不过，它更多地为人所知则是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后。许多年来，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来阐释和学习，它所运用的象征、借物言志等手法一直被视为散文写作的圭泉。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白杨礼赞》的经典化使它脱离了最初产生的时空，从而迈入永恒，它的典范性的修辞价值冲淡了它所携带的历史意义。现在看来，«白杨礼赞》的历史意义似乎更值得重视，因为要找出同样一篇借物言志的象征性抒情散文并不困难，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白杨礼赞》是独一无二的，它预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转折，并开启了后来的写作范式。这一点，语文教学似乎不能忽略。

一、旅行与文学：西北的发现

1938年12月，应新疆文化名流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开始了他的新疆之行，途径昆明、兰州|等地。1939年3月，茅盾到达乌鲁木齐，1940年5月，因为新疆形势恶化，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同年10月，原本打算留在延安的茅盾由于工作需要，又离开延安来到重庆。这样，茅盾的西北之行历时两年才告结束。一路上，茅盾仍然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文章，事后编成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白杨礼赞》等集子。就数量而言，这一阶段肯定不是茅盾创作的丰收期，而且由于战时旅行，所带书籍不是很多，茅盾常常感到“学殖之荒芜”。然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更多的是发现的喜悦。

解放以前，西北是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生计困顿，文化上更无足观。总之，在当时国人的心中，那里断不是民族希望的所在。然而，抗战烽烟燃起，风物繁华的东南很快落入敌手，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广袤的西北却活跃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也有西北大开发的倡议。因为从战略角度而言，西北幅员辽阔，适合于战略纵深，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地。西北虽然向称贫瘠，但地下资源异常丰富，特别是矿产石油等动力资源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谈何容易，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的战略中心转为西南，西北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

茅盾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其文学活动也多在东南沿海一带。东南形胜，自会给文人的笔墨增添一份灵动和秀气，但也常常会造成一种拘囿。故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首先是风物的新奇。茅盾的西北游记本无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文笔有些粗糙，但放在现代文人游记的序列里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

游记的文体适应性极强。它可以是小说，比如《西游记》《老残游记》，可以是散文，比如《小石潭记》《石钟山记》，也可以是诗词歌赋等。总之，游记是灵活多样的。要而言之，游记总是写空间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视角和心灵的变动，游记是旅行与文学的结晶。由此，我们再来看西北游记对于现代散文的意义。五四以来散文的勃兴，游记功不可没，特别是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欧洲游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也改造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世界意识乃至现代感觉就在这种震惊体验中建立了起来。游记在人们的意识中建造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改造一个既有的旧世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游记中写到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未来生活的代表，是最合乎人类理性的所在。而与此相对照的乡土中国则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是一潭死水。在一些描写中国景色的山水游记中，作家们在倾情描写山川之美的同时，总也摆脱不掉挽歌的气息，总也改变不了忧郁和哀愁的调子。这就是西北游记的潜在背景。

抗日战争无情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平静，也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尽管这种加速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对于人民而言，抗战带来的除了家破人亡之外，还有漫长的迁徙。知识分子由于社会阶层的相对优越，较少遭遇惨绝人寰的屠杀，经历比较多的是迁徙。迁徙过程的漫长和迁徙区域的广大，给知识分子留下较多思考和记录的机会。而西北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政权欣欣向荣，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前去投奔。这是西北游记产生的直接背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游记是广义的游记，如前所述，是西北之行所见所感的记录，没有什么具体文体的限制。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迁往西北之外，另外一个较大的迁徙之地则是西南。特别是倾向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多数还是随政府前往四川、云南等省。这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常规的逃亡路线一一南渡，不禁感慨万千。富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历史上的南渡从来都没有北返的机会，他们多数人的心情是悲凉的。他们写下的西南游记充满了苦难和悲痛。这是西北游记一个极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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