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人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痦（此为别字，难打^_^）者。（同上书）

 

王国维说的三点，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训诂，第三还是训诂。其实古经的难懂，不仅是单字，不仅是成语，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但就字面做训诂，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没有文法学的术语可用，只能用“词”“语词”“语已词”一类笼统的名词，所以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能使读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况且他们用的比较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古书的文字，他们用的铜器文字是绝少的。这些缺陷，现代的学者刚刚开始弥补：文法学的知识，从《马氏文通》以来，因为有了别国文法做参考，当然大进步了；铜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甲骨文字的认识又使古经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说是新经学的开始时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对了，方法好像更精细了，只是工作刚开始，成绩还说不上。离那了解古经的时期，还很远哩！

 

正因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了解的估计，也学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先生说他对《诗经》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对《尚书》有十之五。我们在今日，严格的估计，恐怕还不能有他那样的乐观。《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更笨，只是因为我们今日的标准更严格了。试举几个例子来做说明（1）《大浩》开篇就说：

 

王若曰，猷大浩尔多邦。

 

《微子之命》开篇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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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开篇也说：

 

周公曰，王若者，猷告尔四国多方。

 

这个“猷”字，古训做“道”，清代学者也无异说。但我们在今日就不能这样轻轻放过他了。（2）又如“弗”“不”两个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们的异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树声先生却寻出了很多的证据，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证明这两个否定词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弗”字是“不之”两字的连合省文。在汉以前这两字是从不乱用的。（3）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做“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做“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阙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之陋巷”，“诞*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4）又如《诗经》里常用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频，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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