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阅读方向，提高鉴赏能力

一 阅读文学作品应该重在鉴别、审美和批评

供人们阅读的文字材料种类繁多，浩如烟海。我们获取知识、认识世界、陶冶性情，除了依赖亲身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外，最主要就是靠阅读了，亦即人们常说的“读书”。可见古人提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很有道理的。

 

读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专著，重在究其因，明其理。在阅读时，虽然也少不了联系实际，但主要是抽象思维能力起作用，要在判断推理，归纳演绎、证明驳辩上下功夫。在语文教材中，这方面的阅读材料数量不大，但对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读实用性的文章(新闻报道、说明文、应用文等)和一般记叙性、阐释性的文章则应重在识其序，知其意。在阅读时，虽然也离不开把握事理的能力，但形象思维的活动要比前者突出些。文字、语法、修辞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读写知识在这类文章的阅读中得以广泛的应用与验证，所以在编选语文教材时很注重它们的地位。

 

在语文教材（特别是“课标教材”）中，文学类的课文数量最大。这部分课文(如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与上述两者不同，这些阅读材料的形象性特别强，思想意义又十分深刻，对读者感情的牵连作用很直接。仅仅以语文基础知识为阅读工具，是很难真正读懂它们的。尽管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各有其面貌和特点，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属性——艺术性。这些以语言为材料的艺术品，我们称之为文学作品。

 

艺术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它是人们劳动与智慧的产物，其二，它能引起人的愉悦，即具有审美价值。而作为艺术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作品则还必须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创作者情感的功能。

 

阅读文学作品不能只停留在认读、理解的层次上，阅读过程应当是对作品解读和鉴赏构成的“全过程”。所谓文学鉴赏也是一种思维活动的复杂过程，它要求读者会鉴别、会审美，会批评。文学作品能驱遣人们的想象力，能触发读者与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交流（包括与作者的情感交流），使读者从典型的艺术形象中感悟出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来——而这些都是在鉴赏过程中产生的。事实证明：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形象思维十分活跃，喜、怒、哀、乐诸端情态常常沛然而生，掩卷之后，作品中的某些内容和形象还会在脑海中清晰凸现，为深一层的思维活动提供了条件。

 

下面我们分别对鉴别、审美、批评作扼要说明。

 

鉴别

 

古代的镜子是用金属磨制而成的，称为“鉴”。“鉴”可以把物象客观地反映出来。“鉴别”这个词与“鉴”之古义是有联系的，鉴别是要讲客观标准的，不能任意掺杂主观情绪。可是阅读文学作品时，人的主观参与意识很强，“鉴别”究竟要派什么用场呢?其实，主观参与是相对于客观现实而言的，把握住客观标作出正确判断也是一种“参与”。

 

认定文学作品的本质是阅读的第一步，这就含有鉴别的成分。这一步处理不当，阅读方向就吃不准，不要说艺术享受，就连理解一关也过不了，甚至还会产生不该有的困惑。例如，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读罢《三国演义》大呼上当，认为“七分是实，三分是虚”把人都搞胡涂了。鲁迅则说，《三国演义》“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章学诚就没有闹清“历史小说”与“历史典籍”的区别，鲁迅的话则切中要害：小说不避虚构，拘泥实据反而写不好。就说历史小说吧，只要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符合历史的真实，完全可以有更多的艺术虚构。课文《群英会蒋干中计》的主要情节在《三国志》上都没有，可它把主要历史人物周瑜长于智胜、胸有韬略的特点真实地表现出来了。小说的周瑜彤象比史书中周瑜的形象更鲜活更有艺术感染力。我们再想想，尽管《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有许多出入，但它并投有落下“篡改历史”的罪名，反而被冠以 “优秀古典小说”的头衔，这正说明广大读者是有鉴别力的。

 

再如，朱自清的《背影》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同是记事记人，同用第一人称，而前者就体裁讲是记叙性散文，后者则是短篇小说。二者区别在哪儿，自然需要鉴别。否则有人会把《—件小事》中的“我”等同于鲁迅，甚至认为《一件小事》是作者的“忏悔录”。体裁搞不准，主题思想也很难把握。前些年，有人为鲁迅的小说《故乡》插图，就画了一幅“失真”的画儿——“逼真”的鲁迅与根据作品中“闰土”外貌神情勾勒出的老农民“隔膜”相视。这岂不是把《故乡》当成了记实性散文了吗？照此推下去，便真得有一位“豆腐西施”偷了鲁迅家的什物，而鲁迅也曾变卖过鲁镇的私宅……这一来，怕鲁迅年谱、身世都要改写了。看来，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确实不能忽略“鉴别”这一步骤。

 

鉴别，并不只限于在文学作品的本质或作品样式的辩认上，更主要的则是对作品思想意义的认定。一部作品创作倾向是积极的还是捎极的，是具有“人民性”还是宣扬腐朽反动观念，都需要科学的鉴定。即或是优秀作品，对作者的主要创作目的和随同反映的社会现象，也要在比较中加以鉴别。如，《孔乙己》的创作主旨是揭露批判旧教育制度的罪恶还是反映旧中国民众之间没有凝聚力的社会病态?《我的叔叔于勒》是作者在为于勒的悲掺境遇而嘘唏还是意在展示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人际关系?如此种种，不培养一点鉴别能力是很难作出正确回答的。当然，鉴别的任务还有很多，诸如作品的真伪，传世过程中的增益或减损情况等等，这里不再细述。

 

审美

 

说通俗点，审美是指人们对自然界、人体自身〔包括言行〕以及艺术作品中能引起精神上愉悦因素的合理感受。这里提到的“愉悦”是泛称，感奋、震惊、悲戚……亦在其中。这样看来，审美便涉及主观情绪与客观事物的融汇或离间；因此，审美者的世界观、知识素养、爱好、习惯乃至即时心情都会在审美过程中起作用。一句话，审美过程中的主观色彩很浓重。比如一树红叶吧，王实甫写《西厢记》时，为有情人不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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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叹惋，是这样写的：“晓来谁染枫林醉，总是离人泪”，可它在毛泽东眼里却产生了迥乎不同的艺术力量，于是便有了“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高亢吟咏。唐人刘禹锡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秋日胜春朝”；也反映出他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卓审美情趣。

 

好的文学作品如同健康的人一样，血肉丰满，充盈着感情——或雄浑，或犹雅，或昂扬扬，或妩媚……无不具有审美价值。读这种已经成为艺术品的文字，当然是为了得到艺术享受，所谓“受教育”也是在艺术享受之中实现的。例为读苏轼《念奴·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寥寥数字，不仅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万里长江奔涌东进的宏伟景观，还驱使我们联想一幕幕雄壮威武的历史活剧，一个又一个叱咤凤云的历史人物也联翩而至。这一刻，你的心情也一定是激越、亢奋的。这便是一种美的感受，你的激情很难抑止，想象力也在不断生发，你会由“长江扬子浪千叠”想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由东坡的词想到周总理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甚而要思考自己的成就、前途、报负等等。这些，是阅读说明文时难以感受到的。再者，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看到他细笔描绘的景致——田田的叶子，袅娜的白花，脉脉的流水，皎美的月光，可能有人情醉，可能有人心清。作家高超的艺术功力使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汉字有了精灵，变幻成淡雅的画图，排布出和谐的旋律，把美送到你的心中，而当你真正体会到美的时候，又会发现作者在追求美、塑造美的同时又顽强地与丑恶虚伪搏击着。朱自清面对黑暗的现实虽有惶惑却不麻木，以对美的咏叹挞伐现实生活中的丑，这也是一种斗争。没有这种起步，就没有“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人的救济粮”的壮举。这种发现，可以视为对美之伟力的感受，而说理性文章通常是不会赋予读者这种感受的。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深味其中三个典故，你会拍案叫绝：作者信手拈来的话语竟把远逝的历史人物（陶渊明、嵇康、方孝孺）一一“唤醒”，为血战前行的战士排遣悲哀集聚怒火，不仅祭奠着战友又鞭笞着制造惨案的元凶。你会感到，文学也能成为战斗的旗帜、革命的丰碑。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使你懂得爱谁恨谁；它弥补了历史教科书沉稳有余灼情不足的缺憾。

 

所以，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切莫忽视对自己审美能力的触发、调动；审美，有助于你把握作者的感情和作品的题旨，你会在语言艺术的宝库中领取到应得的赏赐。

 

批评

 

这里说到的“批评”不是“表扬”的反义词，“批”与“评”都是指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一种参与，一种行为，即评说优劣，抒发感慨。批评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鉴别、审美过程中产生的，但当批评作为深入阅读的一种表现形式，借助于口头或笔头来表达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批评是提高阅读能力的重要实践活动，必须予以足够重视。同学们在阅读文学作品肘适当地搞点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曾编入教材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茅盾）就是一篇的文学批评类文章。文中，茅盾对鲁达、杨志、林冲三个出身于反动军队而最后走上农民革命道路的人物作了同中求异的分析，指出了《水浒》作者施耐庵成功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原因，揭示出小说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批评对广大读者鉴赏能力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对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学生一开始搞不了这么深，这么像样，但可以试着搞起来。比如可以对作品中精妙的词句写上几个字的评语，对某一技法的文学效应说上三两句体会，或者把自己在阅读中触发的联想记录下来，凡此都是“批评”的实际演练。有位同学在读《猎户》(吴伯箫)文时，有一种感觉：他说，此文与《三国演义》中“刘玄德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神似的地方，而文中叙写“百中老人”猎獾的文字让人一读，就想起“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来，如果他能把这种感觉写出来，那就是文学评论。

 

有一年，语文高考试卷中出了一道题，检查学生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的学习情况，题目不难但包含了文学鉴赏的因素。有些考生认为“题目没意思”。果真如此吗？且看试题——

 

【材料】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闪入来。看时，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也来坐下。李小二入来问道：“可要吃酒？”只见那个人将出一两银子与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只顾将来，不必要问。”

 

 【题目】请根据上面材料，在横线处填写恰当的文字：

 

 作者没有直接说出这两个人是谁，而是通过           的观察来进行叙述的，从写作技巧和表达效果两方面来看，这样写是可以的。

 

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这段文字有过精辟的批语：

 

“看时”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个小二看来是军官；，一个小二看来是走卒，

 

先看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齐坐下，写得狐疑之极。 妙！妙！

 

“是李小二眼中事”这几个字后来竟成为“小说叙事方式”的术语，为搞文学评论的人所熟悉。看来，高考试题的设计含金量是很高的，但是，不少学生不清楚检测方向，填不出“李小二”三个字来。这是不熟悉课文内容造成的吗？不是。实质上是在学习课文时没有把握阅读时方向，忽略了鉴赏要点，该“批评”的地方没有“批评”。相当多的考生在横线处填写的是“细致”、“留意”一类的词语，还有人竟填写“作者”二字，真让煞费苦心的命题者尴尬！

 

这个实例，很值得教师与同学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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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把握阅读方向，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

 

有人认为鉴赏文学作品主要是对形式上的美加以体味，至于作品的思想意义不在鉴赏之列。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如不摒除就会成为阅读的障碍。比如，，不少人读了《红楼梦》却不能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认识上各取所需，诚如鲁迅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yin，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作者的创作意图被扭曲了，作品中人物的审美价值也必然折损，阅读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了，一部深刻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艺术巨作竟被扣上“诲yin”的帽子，这难道不足以令我们反思吗？真正的文学精品其思想意义和艺术形式双璧同辉，真正的文学鉴赏也不能舍此取彼或轻此重彼。从另一方面考虑，有些作品确乎有些艺术价值但思想内容却不健康甚至是反动的，如果我们不能洞悉其弊，所谓欣赏艺术的过程很可能成为受侵蚀的过程。

 

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与花匠养花不同；花再美，它也不会干预社会生活。而文学作品创作的缘起与归宿都离不开社会生活；它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情感，人际交往，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然，它也必须反映出作家的情感、立场、观点。基于这个事实，高尔基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文学作品在反映人生与社会问题时又不同于政治宣言或训政说教，它是假借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实现的，所以，要想精准地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又必须具有艺术鉴赏能力才行，二者是统一的，互相作用的。

 

鲁迅《祝福》的思想意义是什么?读过这篇小说的同学往往不假思索地说，作者以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为典型揭露了封建礼貌教对劳动人民 (特别是妇女)的残害。这样说，不能算作悖理，但是不是真将《祝福》的思想意义把握住了呢?作者在创作时还有没有更深刻的用心呢?如果我们读得细一点，会发现有一个细节至关重要：作者为什么安排一个与祥林嫂阶级地位一样的女佣柳妈出场?而极为恐怖的精神折磨正是这位“善女人”庄严地“布施”给祥林嫂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其后，祥林嫂便由自贱命蹇，自认“有罪”并虔诚地赎罪。这一细节难道没有更深的旨意吗?其实，《祝福》思想意义的深刻性通过这一细节得到充分体现。鲁迅以超人的洞悉力发现了中国两于多年来一直排铺着吃人的筵席，有吃人的，有被人吃的，被吃者有时也在帮助吃人者吃人。这正是罪恶的反动统治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反动思想、观念、伦理对民众虐杀的写照。柳妈出于“善心”劝戒她的阶级姐妹，其结果与“为虎作伥”毫无二致，这不光使作品的悲剧色彩更为浓重，而且最深刻地把社会痼疾与民众病态的心灵揭示出来了。

 

上述分析，还启示我们：读文学作品切莫忽视直切题旨的材料，那怕它是细节性的。

 

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因为这种材料往往不是直露的、显见的。比如《孔乙己》一文，夺人眼目的材料是孔乙己的外貌、言行及每况愈下的际遇。孔乙己的不争气，丁举人的刻毒，对读者感情的调动立竿见影。于是，不少人都认定这篇小说是揭露、批判科举制度的，甚至提出可与《范进中举》相媲，出现了孔乙已是范进第二的说法。实际上，这是误解。因为他们忽略了鲁迅写“短衣帮”的用心，孔乙己与“短衣帮”都只能“站着喝酒”，经济地位是等同的，而“短衣帮”对孔乙己的态度无非是嘲弄、冷漠，孔乙己受丁举人欺凌时谁个同情过他?鲁迅在当时痛心疾首的正是世情的凉薄与民众之间的隔膜，这就是他催人留心设法疗救的“社会病”。鲁迅也写了旧教育制度对孔乙己的残害，那完全是为了人物的艺术真实，正如作者也写了孔乙己善良、爱孩子、努力摆脱歧视一样。这样写，孔乙己就“立”住了，有了典型性，由这个典型身上折射出来的思想意义才可信。当然要严密论证《孔乙己》的主题还要考核其它材料，研究鲁迅早期小说与俄国作家彼特莱夫作品之关系，这里就不细说了。

 

不管是那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创作时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一目的的实现因作品样式不同，其表现手法也各异。把握作者创作目的最可靠的办法是弄清楚写作背景，吃透内容的指向性，破译词语中的“隐含信息”，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不能只管艺术形式而无视作者的情感、立场、观点。确切地说，鉴赏力不单单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它也要受到鉴赏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制约。

 

有必要申明的是，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分析一篇社论或考证一桩历史事件，它必须遵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和特点，下面题将侧重这方面的阐释。

 

 

三  抓住鉴赏要点，提高分析能力感受艺术魅力

 

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既然文学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写人的行为和感情。在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人是作为主要艺术形象出现的多：即或是山水诗与风景游记也还是要涉及人(主要是作者)的情感和宇宙观。所以，欣赏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视点，应落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有关分析作品任务形象典型性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以小说为对象更容易说清楚。

 

恩格斯认为，小说创作“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明确提出了小说创作的根本原则，即作品中的人物应当具有典型性。从最浅层次上理解，典型具有鲜明形象特征，使人过目不忘。例如，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道静（《青春之歌》）、江雪琴(《红岩》)等等都是亿万读者熟悉而难忘的艺术形象，甚至觉得他们还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艺术效应的产生与人物的典型性具有很直接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如果把一个时期的优秀小说(也包括戏剧)中的人物合理地排序，几乎可以展示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及进程。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古今中外小说佳作多达数十篇(含长篇节选)，其中人物形象逾百。不言而喻，重视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之于语文教育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认真探究一下厂作品中人物的典性应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一提到典型，人们自然想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但是，对文学作品人物的典型意义仅作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将文学典型等同于社会典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艺术形象，他要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并以此显示出定历史阶段某些特定的本质与规律。他不能仅仅作为某一类人共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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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他还必须具备仅属于他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比如，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都是大观园里的主子，阶级属性一致，但他们的典型意绝然不同，没有这种“不同”，大观园里也难以发生“裂变”。林道静、江雪琴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都是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女战士，然而她们的气质、风貌各有特点，读者从她们身上受到的教益也各有侧重。人物的典型性必定要反映出环境的典型性，而作品的历史感及社会价值也便随之产生了。我们逐一勘察《水浒》中一百单八将走上梁山的足迹——尽管有的直，有的曲，有的深，有的浅，但毕竟都踏进了聚义厅——就会对“逼上梁山”的普遍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对“官逼民反”中的“民”的概念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对尔后他们在“招安”面前的不同态度也便觉得“皆在情理之中”。

 

 (二)文学作品(非记实性的)中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典型性，还在于鲜明的独特的个性不只源于生活中的某一个原型。也就是说，他们决非刻板地再现生活中的某一个真实的人物。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唯因如此，才能概括某一类人的本质特征，同时又使其富有与众不同的个性。高尔基认为，像浮土德、哈姆雷特、奥赛罗这些著名的艺术形象都是作家们“选择三十到五十个同一路子、同一类型、同一情绪的人，并从他们当中创造”出来的。可见作家是在对某一类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观察与体验之后，才集中概括出某一特定的类型的。鲁迅说，他作品中的人物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把阿Q当成“一个”性格怪异的穷汉来看待了，也不会认为《祝福》只写了祥林嫂个人的命运。当然，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是在生活中选定了某一原型后再创作出来了的，如《创业史》(柳青)中的梁生宝，原型是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皇甫村的村干部王家斌。作品中写的梁生宝的事迹(如引进稻种)很多都是王家斌同志做过的事情，但作家笔下的梁宝已不是王家斌本人了，他的身上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农村青年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全部经历是作家源于生活创造出来的。用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话说，作品的典型人物是读者“熟识的陌生人”。成功的艺术典型以富有艺术魅力的美的形象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甚至有超越国界的影响。评论家福克斯对高尔基《母亲》的世界意义有过生动的评说：“无数俄国以外的人永远忘不掉这本著作。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是通过《母亲》开始接触政治的”。

 

对上述的道理弄清了，有助于我们透辟地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促进我们把握作品主旨。

 

分析人物形象一定要关注人物的生活环境及所处的时代特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叶圣陶及时写了小说《夜》，从作品的内容看，主人公“老妇人”、(映川的娘)对女儿女婿从事的事业不一定有根本的了解，但是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白色恐怖的氛围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孩子们是被坏人杀害的，杀人者是与穷苦百姓为敌的。尽管她初起有畏惧感，甚至怕外孙受株连，而哄其改姓氏，但当她得知女儿女婿被害的真相后，“生活经验”便升华了——映川夫妇纯洁、可爱的形象诱发出老妇人心中的怒火，母爱中所蕴含的勇敢、不畏强暴的精神使她大声疾呼：“说什么姓孙，我们大男姓张，姓张！啊！我只恨没有本领处置那辈该死的东西，给年青的女儿女婿报仇！”老妇人作为正在觉醒的劳动人民的典型出现是完全符合生活实际与时代精神的。作者笔下的老妇人有其特殊的经历：早年丧夫，含辛茹苦抚孤成人，女儿成家后夫妻恩爱，但突然间，一对可爱的青年入变成代号为 “17”、“18”两具尸体了！这种际遇不是哪家都有的，但在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的上海，它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动派倒行逆施必将激起人民的愤怒、仇恨，必将从反面教育人民使之产生反抗的力量，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符合第一次大革命时的社会实际。这种普遍性与在老妇人的典型性是统一的。而老妇人的特殊性（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更具有普遍意义——目不识丁的老妪如此，那些已投身到革命中的工人、其他劳动者、知识分子又何如呢？共产党人又何如呢……小说的主题在引申，作品强大的感召力体现了人物典型性的艺术功力。同样，比《夜》时代背景早二十年的时候，有如《药》中夏四奶奶那样的典型（她与映川娘的际遇很相似)也是天然合理的，她不可能冲破“造反有罪”的传统观念的禁锢，只能乞于儿子亡魂显灵以平抚心头的伤痛。当然鲁迅写夏四奶奶这样的典型形象更深刻的用意还在于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弊端的评判。   

 

结合上面的例子，我们有理由说：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是真正读懂作品的关键，是借助艺术形象认识社会、体味人生的需要。

 

品味作品语言的艺术特色

 

如果我们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品种(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塑造艺术形象时使用的材料不同。文学是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它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这句话准确地揭示了语言要素在文学作品的地位。诚然，其他艺术品种对文学是有影响的，比如诗就受到音乐、绘画的影响，但是，其他艺术品更离不开语言的阐释，比如舞蹈、雕塑作品的命名，绘画上的题跋，歌曲的唱词等，即或是被称为综合艺术的戏剧、影视作品，它们创作的母本便是文学剧本。

 

语言之于艺术特别是文学的重要性是绝对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我们提出要“品味作品语言的艺术特色”的着眼点。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作品才可能真正读懂，鉴赏能力才可能增强。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通常被称为文学语言。准确、鲜明、生动，自然是对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但具有艺术特征的文学语言是格外强调形象性，强调语汇的丰富与凝练的统一，强调感情的流溢与含蓄的统一。真正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既能深刻地反映事物特征与规律，又体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它对读者想象力的驱遣作用更是其他文学因素难以比拟的。

 

    正是由于文学语言具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才弥补了“间接造型”可能出现的弱点(文字作品不如某些艺术品的直观性强)，而形成了更宜调动欣赏者能动作用的特点。另外，这种艺术的材料是最为广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乎人人都有可能参与这种艺术的创造活动。

 

我们在前面谈到了分析作品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的问题，“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对刻画人物言行、心态的语言的品味。例如课文《守财奴》，当老葛朗台发现侄儿查理赠给女儿的金梳妆匣时，作者巴尔扎克这样写道：

 

一看见丈夫瞪着金子的眼光，葛朗台太太便叫起来：

 

“上帝呀，救救我们!”

 

乍一读，好像无奇，甚至觉得作者对老葛朗台的眼光并没有做形象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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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品味，便觉得极妙；一个“瞪”字就吓得太太呼上帝喊救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啊！任凭你去想象吧！实际上，这比用“贪婪”一类的字眼儿更形象，更脱俗。

 

同样是写眼光，鲁迅在《药》中则表现另一种语言风格：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这带有夸张的比喻句不仅写出了眼光的“形象”，而且还使人物活了起来：一个咄咄逼人似魔鬼，一个几乎瘫倒如羔羊。谁个凶，谁个懦，不是泾渭分明了吗?

 

这种品味一定会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这种感受又是审美者感知艺术形象的推进力。

 

语言大师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对人物的“道白”是很下功夫的。你若想对作品中人物个性有深层了解，不可不注意他们说的话，那怕是一呼一应，一惊一叹。在课文《林黛玉进贾府》中，曹雪芹把王熙凤写得风采满堂。不少读者最欣赏的是作者这一笔法：凤姐“人未至声先到”。因为当时贾母在场，“个个皆敛声屏气”，敢于如此放诞的人地位决非一般。但接下来，王熙凤的几番巧言更耐人寻味，她夸赞黛玉的用心一是渲泄自己心头妒火，二是触及黛玉的隐痛；那话语编排得分外绵密，把自己打扮成悲天悯人的菩萨。请看：

 

“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宗祖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碍老宗祖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我们一啧味，就觉得那赞语太廉价了，“标致”这个词儿轻巧地甩出去后，就再也不管了；她把文章做在“外孙女”与“嫡亲的孙女”的纠缠上，这才是本意；末句的 “可怜”二字辣得很哩！至于后面她为讨好贾母，文过饰非的辩词以及在仆人面前的发号施令，虽话语不多，却都字字闪烁着“凤辣子”工于心计善于权变的精灵劲儿。

 

鲁迅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者看出人来的。”文学语言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优秀作品中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有人统计过，莎士比亚运用过的单词达一万二、三千个。词汇丰富与词藻堆砌截然不同，“丰富”是采集与提炼的结果，“堆砌”是机械搬运。在《阿Q正传》中多有这样一句：“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里，一个“飞”字透出了匠心，这“飞”字是从 “走”、“跑”、“逛”、“游”……一系列词中“炼”出来的，把阿Q莫名其妙的陶醉心情外化出来——胡涂、盲目、神往，错综复杂的情绪使阿Q忘却了现实中的我，他要“飞”，合情合理。况且，这“飞”字还有酒力相助，“飞”字也使“飘飘然”一语的“飘”落在实处。

 

诗与散文在炼字上尤其讲究。唐诗宋词，“八大家”的文章中用词精妙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作家也极为重视语言锤炼。且看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结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个-“遏”字具有巨大的动势与万钧之力，把革命家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气魄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雄健之美，使人感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虽缺少阳刚气，但词语之妩媚却超凡脱俗。他写花蕾，抛却“含苞欲放”的陈言，偏拣“羞涩”这个表情词，那“打着朵的”菡萏，未放之前先生灵气，活了，如同豆蔻少女姣好至极。与其说辞格奇巧，不如说选词精当。

 

品味文学语言，不应当只满足于“可视性效果”，还要注意对具有蕴含性词语的反复琢磨，把所谓“隐含信息”提挈出来。读鲁迅《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首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就得分清一、二两句的不同特点。第二句有写实的特点，而第一句的真旨却不在字面上，不能理解过实。“春时”“长夜”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写照，理解了这一层，才可能看出鲁迅正视现实的唯物主义精神与韧长的战斗风格。

 

有的语句似乎很“白”，却有深刻的哲理，如果一扫而过，那就辜负了作者的苦心。例如唐人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诗中有这样两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诗人不用雅词而用口语，但诗意的分量却很重，闻一多先生称，这两句表现了“庄严的宇宙意识”，评得十分中肯。口语也有审美价值，两句虽用字平朴，但布局巧妙，颠倒反复，排沓回荡，上口便有警句之感。

 

说到这里，还应提及一个问题：生活化的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灵魂。一旦作品中的语言远离生活，再“美”也是木乃伊式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鲁迅认为作家应有“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的本事。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也要注意品味那些生活气息浓厚的语言。

 

对文学语言的欣赏角度是很多的，诸如“简笔与繁笔”，“非逻辑性语言”，“数量词与衬字的使用”，“妥贴的修辞格”……难以尽述。这里只想补充一句，对语言的鉴赏不是终极目的，提高鉴赏能力也是为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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