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李清照研究述评

三 《词论》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李清照的《词论》最早收录在南宋胡仔的 《苕溪渔隐丛话》中，其词学理论不但对李清照词的创作有着指导意义，同时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主要从《词论》的内容、价值及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价。研究者或认为其“功莫大焉”，或认为其是“符合词的发展规律并促进了宋词的繁荣”，更有甚者认为它是“词学批评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孙崇恩、蔡万江在《李清照〈词论〉试探》 （《东岳论丛》1984年第6期） 一文中，从研究李清照对词坛名家词作的批评中得出了《词论》的主要内容是主张“词要高雅、浑成、协律、铺叙、典重、主情致、尚故实的创作要求”，认为“词别是一家”说是李清照关于词的创作主张和美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他们在肯定李清照文学成就的同时，认为她批评苏轼的词为“皆句读不葺之诗”，“观点就显得狭隘、片面了”，“她对晏殊、欧阳修等人的批评也不尽实事求是”。王延梯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李清照“承认词必须是能配乐歌唱的乐府词，而不承认不协律的长短句为词”，“便不难发现这种主张的保守性”。“苏轼等人的作品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李清照要求词“别是一家”是“逆潮流而动的陈旧保守之见” （《李清照评传》） 。为此，岳国钧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词的音律是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词的独特特点，是词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关键所在”，李清照在《词论》中评价柳永说“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便是在肯定、赞扬他在音律方面所进行的创造”。所以，李清照“既坚持遵守词的音律规律，又不墨守陈规，既反对那种离谱太远的做法，又提倡在音律上进行创新”，她的《词论》是“创新”之作 （《李清照研究论文选》） 。费秉勋在《李清照〈词论〉的几个问题再议》 （《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强调词必须协音律，亦即强调词为音乐文学，是《词论》的总纲”。同时，李清照对黄庭坚“时出俚浅，可称伧父”的不文雅倾向只字不提与“对诸家责之过苛”，“同为她的不公允处”。朱千波在《李清照的词学主张及其与创作实践的关系》 （《大连教育学院院刊》1989年第1期） 一文中认为，“词别是一家”是李清照在《词论》中的重要观点，它与李清照的词评“构成了李清照词学的基本观点”。刘宁在《女词人的独特贡献》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 一文中，从《词论》中提到的“协律”和“妄议群公”等方面进行评价，该文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不仅是个人才智使然，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周桂峰在《第一座丰碑:论李清照〈词论〉在词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一文中，从词学批评史的角度、系统性的研究视角、词学理论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阐释，将《词论》定位为“词学批评史上第一座丰碑”。

李清照传世诗作虽仅有十余首，散文亦少，但在新时期也引起了人们重视。宋景昌在《试论李清照诗歌的思想意义》 （《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一文中，将李清照诗分为“咏史”、“忧国”与“感怀”三类，又认为“忧国是诗的中心”，进而将李清照诗歌的特征概括为“政治思想性强，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一语。朱谦波在《试论李清照的诗歌创作》 （《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诗歌中的“爱国主义”“显示了高度的思想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在艺术上是“形式多样，风格遒劲”。牛宝彤在《李清照诗文的特点》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一文中，将李清照诗歌的特点概括为“反映时代，干预朝政”、“怀念故土，热爱祖国”、“艺术精湛，章法巧妙”。杨庆存在《易安散文艺术发微》 （《文史哲》1993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散文是南宋“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并从四个方面对其散文进行了归纳:立意与旨趣——抒写性情，广寓识见;信息与潜在意识——含纳丰富，意蕴深厚;结构与布局——灵活变化，跌宕多姿;文采与风格——典赡博雅，精秀清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