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图片、翻译与生平

契诃夫小说的译介与研究           童道明

契诃夫小说最早的中译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衣教士》，是吴梼根据日文用文言文译出来的。两年之后的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有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十年之后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二号上发表了周作人的又一译作《可爱的人》(现通译《宝贝儿》)。而鲁迅也在1935年出版了了翻译的契诃夫的《坏孩子》等八个短篇。最早开始大规模地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是赵景深。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从英文转译的八卷本的《契诃夫短篇杰作集》，共收契诃夫小说162篇。但向中国读者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最大的功臣当属汝龙。从1950年到1958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共收二百多篇小说的27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读者，主要是通过汝龙先生翻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契诃夫小说选》走近了契诃夫。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共计16卷，几乎囊括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文集从1980年启动，到1999年才完成。

 

198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共收论文25篇，这本书代表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契诃夫研究的学术水平。

 

契诃夫还是个剧作家。从1921年郑振铎翻译《海鸥》之后，契诃夫的剧作不断有中译本出现。规模较大的《契诃夫戏剧选集》是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这套选集包括《伊凡诺夫》(丽尼译)、《海鸥》(丽尼译)、《三姐妹》(曹靖华译)、《万尼亚舅舅》(丽尼译)，《樱桃园》(满涛译)、《契诃夫独幕剧集》(李健吾译)。上世纪四十年代，焦菊隐导演也致力于契诃夫戏剧的翻译，他译的《契诃夫戏剧集》于1954年出版。曹禺虽然没有译过契诃夫的剧作，但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推广作了非凡的工作，他在国立剧专给学生仔细地分析契诃夫戏剧的妙处的时候，曾和学生们一道“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 。还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5月11日，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契诃夫戏剧。演出单位是上海辛酉剧社，剧目是《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导演是朱穰丞，主演是袁牧之。

 

契诃夫的作品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基本上已经译成了中文，但对于契诃夫的深入研究却是在建国之后开始的。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朱逸森教授。他是我的学长。1956年我上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级时，他已经是副博士研究生。他的两部专著——《短篇小说家契诃夫》(1984)和《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1994)乃是中国“契诃夫学”的奠基之作。另一位成就显著的契诃夫研究专家是李辰民先生，他去年出版了专著《走近契诃夫的文学世界》。

 

从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逝世到今天，有三次隆重纪念契诃夫的机会。一次是1954年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一次是1960年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而第三次就是今天的契诃夫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五十年前的纪念活动是最盛大的，因为契诃夫是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隆重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那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茅盾既写了纪念文章也作了专题报告，巴金则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活动，回国之后还写了洋洋数万言的《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今天的纪念活动则更具民间色彩。7月15日这天，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厅里，要举行一个非常务实、非常“契诃夫式”的仪式：在王晓鹰导演的指导下，一群中国演员要向一百多位戏剧爱好者和记者不化妆地朗读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今年九月，中国国家话剧院将首次把这部四十年来一直在欧美国家上演不衰的话剧推上中国舞台，从而揭开契诃夫戏剧展演的序幕。而在这个序幕拉开之时，契诃夫就在中国赢得了新的年轻的知音。就在几天前，《普拉东诺夫》剧组的一位青年女演员对我说，她在读我写的《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她开始喜欢契诃夫了，她说她特别喜欢契诃夫的这句话：“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童道明）

 

 

永远的契诃夫

 

2004年7月15日是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在这位伟大的作家身后百年回头来看，其在俄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当年曾经批评他、鄙视他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名字早已如过眼云烟散尽，而契诃夫的名字却深深地刻在百年间每一个读过他作品的人的心里。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以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与写了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列夫·托尔斯泰齐名；在戏剧创作方面，有资料显示，除了莎士比亚，契诃夫是作品在全世界上演次数最多的戏剧家。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契诃夫年”，不知契诃夫是否是世界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

 

这一年，世界各国都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在契诃夫的祖国俄罗斯，已经召开或即将举行一系列的契诃夫作品研讨会，组织国际戏剧节，重排契诃夫的经典名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萨马拉城（契诃夫生前从未到过那里），还矗立起一座由私人捐赠而建的契诃夫纪念像。在中国，为了纪念这位俄国作家，文联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了《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其中收录了从早期的鲁迅、周作人、汝龙等到后来的高莽、童道明等中国著名翻译家的译作，是我国文坛八十年来有关契诃夫译介、研究的精选。中国戏剧界的反应尤为热烈，将举行一系列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届时中国的观众将有幸看到中俄两国艺术家对契诃夫名剧《樱桃园》的不同诠释，以及契诃夫的许多戏剧作品。一位中国的大导演说：“中国舞台上没有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是一种耻辱。”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

 

对于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来说，契诃夫的意义不亚于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对于广大中国读者而言，契诃夫有如此之影响仍然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坦率说来，中国对契诃夫的译介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广大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不过是《万卡》（1886）、《套中人》（1898）、《变色龙》、（1884）《一个小公务员之死》（1883）等几个短篇，除《套中人》外，其余都属于早期作品。有评论家认为，伟大的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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