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求疵录

狄更斯真是夜雨秋灯里营造诡异情调的圣手。他长达八十万言的《荒凉山庄》（上海译文1979年版）我一口气读下来，但觉冷风挟裹满地枯叶穸穸蔌蔌游过阴湿的后花园，神经绷得好紧。待到第四十章，人们发现切斯尼山庄主人累斯特爵士体态壮硕，“那样子活像个大冰箱”——读到这儿，可真觉得幽默了。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居然预知了二十世纪的电器发明？起狄更斯于九泉，瞥见这样乾坤大挪移式的翻译，他那烟斗青雾下，也会噗哧一声漾开善意的笑罢。

    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上海三联2005年版）细腻又不乏智慧灼见，确实称得上经典。妙的是，大师似乎也有看走了眼的时候。他一上来交代奥斯丁名作《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人物关系，“玛丽亚·沃德是三姐妹中最小的”，吓我一跳——其实呢，她排行老二，不是最小的。最小的是弗朗西斯·沃德，她才是小说女主人公范妮的娘亲。考虑到这部书是纳博科夫的课堂讲稿，咳唾间难免出错，咱们就不必苛责了。我想假如他在世，多半闻过则喜，不会像今天某些名人那样大刺刺拒绝承认自己那些文史差错的。

    美国当代小说家塞米利安也搞理论，薄薄一本《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1987年版）珠玑遍地，颇能给人启迪。然而，若排除误译的可能性，第91页上这句话我怎么读都读不明白：“当亚里士多德说，懂得如何写好一出戏剧的人也就懂得如何写好一部小说时，我们应耐心地读下去。”——天哪！小说难道不是十八世纪才出现的吗？那么，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竟已如此谈笑风声聊到了小说？这种通天彻地术也太离谱了。他真说过这样的话？我至今仍然一头雾水。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被收入了“名著名译”丛书（人民文学1981年版），译者为中国现代翻译家耿济之先生。这原本没有什么。但耿先生逝世于1947年，此译本在版权页上所标示出的俄文原著版本，却出版于1958年。就是说，耿先生不可能根据他辞世后的这个新版本进行翻译。如此一来，封面上“耿济之译”四个字便令人费解。虽然书前的出版说明已表示，此译本解放前出版过，现由另两位译者进行了重新校订工作，但所示版本明明出现于耿先生卒年之后，将译笔归之于耿先生一人名下，是否有些不合适呢？

    法国现象学美学大师杜夫海纳的代表作《审美经验现象学》（文化艺术1996年版）中译本出版十年了，整体很流畅，尽管个别译文不乏明显欠通之处，请看第351页：“审美知觉只有在审美对象是一个对象、感性仍依附于感性所限定的一个载体——物质手段——在这里经常是隐蔽的，我们不把颜色作为画布的颜色、词语作为写在纸上的词语来感知，而是使这种只向我们交付世界上的一个对象而非审美对象的感知失去作用。”这段话是颇令人费解的。后半句还马马虎虎，前半句“只有”一词对应什么呢？两个“在”又呈何关系？始终读不通，句式的亏缺和杂糅导致了文意的难以捉摸。或许是原文就较晦涩的缘故罢？我还是希望修订再版时能加以改善。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的第五节，周振甫先生标目为“性情与才学”，我觉得不甚确切。在今天，“才学”恐怕更多指学识学养的一面，而钱先生这一节恰恰把先天之才与后天之学泾渭区分了开来，因此，题作“性情、天才与后学”似乎更妥贴一些。又此书第438页有两处错误：“引济慈诗、施尼茨勒剧”应当参观“注五”而非“注二”；312页应为311页。《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五册也有两处小疵：第23页上，237与228两个页码的次序被颠倒了；第109页上，1414页也误作1413页了。这些，在一般读者看来或许卑之无甚高论，但努力以“观世音千手千眼”来对待钱先生的宏著，岂不更好？

   

   韩石山先生《骨气与学问》（书海2004年版）是他老人家近年来在国内多所大学性情演讲的一个结集，厚厚一册，声口毕肖，透过纸面，当日讲堂上放旷的唾沫多半还在焉。他像披着学者外衣的刀客，把做学问和写文章当成人生修炼，气定神闲，嚓嚓几下，挑去浅薄者狐假虎威的画皮。这种文字你得学会看，除了作者别开声面、不同流俗之见值得咀嚼之外，它也是文辞优美、值得观摩学习的白话文。当然，这里想提醒老韩，说得多了，说得快了，有时也难免出错，比如第186页上，兴之所至引辛弃疾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就漏了句“栏杆拍遍”。他引这首词是想证明“多读点书，自我感觉总好些”，可说着这话时他的自我感觉恰恰闹了洋相。高手论道，又面对那么多年轻的眼睛，不能在这种小地方露怯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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