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语文试题

语文考试历史悠长。不管是科举时代还是现在，也不管人们怎样痛加挞伐，语文考试始终不能取消。有语文教学，就有考试；有选拔，更得有考试。但怎样正确对待语文考试，却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猜题押题，或“题海战术”，或闭门造车，或任意歪曲，或鄙夷不屑，等等。总之深入研究者少，语文考试的弊端改起来难，这倒是实情。

说弊端难改，并非命题者不愿改。在悠长的历史中，无论谁命题，无论命题者怎样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但对试题众口称善的情形，似乎少之又少。除了“考试”本来就不惹人喜欢，大概对“语文能力”的认识歧见过多，是更重要的原因。近百年来，虽有人对语文考试不断研究，认识也不断深入，但还远不能说尽窥其妙。

20世纪30年代，“顶级”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之托，为夏季入学考试代拟语文试题。陈先生积多年阅卷经验，以为语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征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度，始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枉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278----287页《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先生阐述了他对语文考试的三点主张：1.足以体现汉语文特性的形式测验应试者语文能力的程度；2.便于阅卷评分，且能保证阅卷客观公正，即“无甚侥幸，或甚冤枉之事”；3.单考一篇作文，或考“语法”，都流弊甚多，所谓“应与前此异其旨趣”的“前此”，就是指此而言。他的这些主张，转换成今天大家熟悉的话，就是要改革考试方法，要用符合汉语特性而且具有可靠信度、效度、区分度的题目来考。根据这样的主张，陈先生除出了一道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还拟了“对子题”，给出上句“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句。参考答案是“胡适之”（据说考生有对“祖冲之”的，也很好）。

陈先生以为，对子形式简单，不仅能体现汉语文特性，而且有四条检测功能：可检测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以及“思想条理”。对陈先生来说，语文考试命题，不过是偶尔为之的“余事”，但他丝毫没有轻看这件事。他以对汉语文的深邃理解，拟出“孙行者”这一道对子试题，并专为这道试题写了近五千字的论文（即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而且事隔三十年（1965年），又为这篇专论写了一篇300多字的“附记”。渊博如陈先生者，对一道三个字的试题如此看重，而对这道试题指责批评者仍大有人在，足见语文考试命题之难。

陈先生对待“试题”，尚改革，重研究，积极探索，这是真正人文主义的精神。可惜他在语文考试方面没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遗产，有限的尝试毕竟不能充分揭示语文考试的规律。而今天，在语文考试方面，不研究、不探索、不学无术却喜欢说长道短的风气，却似乎有点时髦，实不能不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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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语文试题，其实是语文能力“问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各类文章作品，则是语文能力非问题化（或“小说化”、或“诗歌化”、或“论文化”、或“报告化”等等）的表现形式。是否善于实现这种“问题化”,是语文教学能否具有启发性的紧要关节。设计一组好的思考讨论题，往往是一堂语文课取得成功的基础。拟出好的语文试题，则是教学过程中及时反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至于像语文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的试题，对一定年龄段的学生，更具有语文能力“量表”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一组包括语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包括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文学鉴赏以及作文的试题，理应具有从各个维度上准确衡量语文能力程度的作用。

但恰当地实现语文能力“问题化”，是非常难的。如果这件事情容易，那令人乏味的语文课早就绝迹了。陈寅恪先生又何至于为一道语文试题而费那么多精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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