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使命与文学的使命

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保证中国走向富强和强大，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也不能保证这些人才真正能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关键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否真正觉醒。而在如何让睡狮醒来方面，文学无疑是一个最为有用的手段。于是，一个本来为时人所鄙弃的学科，因着启蒙与救亡的需要，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并最终与教育一起，成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的这种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之被重视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庸俗化和功利倾向，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至今存在且有泛滥的倾向，实在是不能轻视。能够把看来“无用”的学科以“有用”的方式来使用它并发展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对此非常值得研究。

 

    其实，对于何谓“有用”，王国维后来也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就对张之洞所制定章程中缺少哲学一科提出批评。针对张之洞认为哲学为无用之学的说法，王国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今若以功用为学问之标准，则经学文学等之无用，亦与哲学等，必当在废弃之列，而大学之所授者，非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不可；坐令国家最高之学府与工场阛阓等，此必非国家振兴学术之意也。”〔6〕当然，那时的王国维人微言轻，虽然见解深刻，却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倒是历史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赋予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重要地位，这就是借助其对人思想情感的影响，从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借重和使用文学，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文学的看重，当然有助于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做好了准备，但其对文学自身特性和规律性的忽视，也同样导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整体成就不理想的结果。

 

    教育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同样被视作为启蒙救亡服务的工具，并和所谓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举措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运动。而其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塑造人的心灵、拯救人的灵魂的功能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随着各类实用性课程开设得越来越多，真正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却越来越少。本来作为学校，应当具有文化的传承、创造和为一定的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但在所谓的满足特定社会发展需要（尤其是看来十分紧迫的启蒙救亡需要）的制约下，学校日渐成为单纯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所培养的人才也只是一些实用性人才，所形成的一套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管理体系，严重忽视了对人的全面培养，以致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多少真正对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在塑造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境界，使人类更加远离动物性和健全人性方面，我们看到了教育与文学的使命其实是相同的。

 

    同样的使命却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教育所给予人的，毕竟还有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灌输和强制的方式，而文学给予读者的主要是启迪，灌输和强制往往是无效的。

 

    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和文学，还不得不承担了另外一种使命，即呼唤国人的觉醒，以拯救我们的民族，教育救国和文学启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不息的伟大事业，在他们眼里，自然也是非常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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